1963 年，《江南园林志》出版。1932 年到 1937 年间，用五年的每个星期日，童寯在江苏、浙江两省 27 个县市，勘查研究 109 处私家园林。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经费资助下独自一人完成的。当时交通不便，童寯基本靠步行遍访全部仅存的江浙园林。那时有些园林已经荒芜，他不得不千方百计找到看门人，请求入内观看。有两次还被疑为坏人，受到警察局的审问。

童诗白回忆 ：“星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进去参观照相。他早期用的是蔡司伊康大号照相机，装柯达 116号胶卷，每张底片的面积要比 12 张的 120 胶卷大一倍，不用放大，图像也很清晰。《江南园林志》里有些图片就是用它照的。后来他感到用这种照相机不太方便，胶卷冲印费用都不经济，于是花 200 余元买了一台莱卡照相机，用的是 135 胶卷。母亲告诉我当时 200 元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相当于至少 50 袋面粉的价格。但她还是支持父亲买。这样就有更多的园林古迹形象被保存下来。”1937 年夏天，童寯完成《江南园林志》的手稿，由刘敦桢带到北京营造学社印刷。当时刘敦桢、梁思成认为营造学社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北方的宫殿建筑体制的研究。刘敦桢到南方来开拓新课题，童寯在上海接待刘敦桢，据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尽管他们已经通过很多书信讨论中国的斗拱及其考证。童寯告诉刘敦桢，他已经考察了近 100 个江南园林，并作了测绘，完成《江南园林志》一书，并且在找导游出版社发行。刘敦桢建议由营造学社来发行。

据刘致平说 ：“《江南园林志》在梁思成、刘敦桢、朱启钤之间传阅，他们异常震撼。《江南园林志》独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整个理论框架，给后来者的研究空间也很小。他们讨论了是把《江南园林志》当成《营造学社汇刊》的特刊单行本发行，还是与《清营造则例注释》一样以专著发行。《江南园林志》是原创著作，完全不同于营造学社的研究传统，即主要围绕考证梳理和诠释《营造法式》。最后朱启钤决定作为著作发表，并让梁思成想办法把童寯挖到营造学社。”刘致平是童寯在上海家中亲自带完毕业的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之一，后来在营造学社做梁思成和刘敦桢的助手。